中俄宽体机：俄中正分配制造宽体飞机的职责
报道提到，我国政府正在促进社区戒毒康复机构建设，但是这仍然处在发展中。
[8]劳乃宣：《桐乡劳先生（乃宣）遗书》，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85~928页。此时当国的武夫们一般都是以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来进行自我标榜并维系统治，孔教会诸人恢复旧的伦理秩序的努力显然在客观上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其中的缘故一方面在于20世纪初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秩序急剧变迁以及政权鼎革导致的社会失范、人心散乱。[52]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并不能注入宪法体制之中。只有等到太平之世，文教全备、仁爱流行之后，才能实现共和的理想。[32] 以上论证的症结在于比较的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固有的缺陷，比较的方法作为经验性的方法，其中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判明两个国家在同一问题上具有相同的情境，因而相关制度具有被移植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康陈等人组织国教或许也是出自于同样的原因。
除此之外，儒生们的政治设计还向我们承诺了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好前景。[33]反对派们都是现实主义者，谁都没有从应然的角度说明为什么不应该设立孔教，因此他们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但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也往往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专横、轻视民权的障掩。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对效率的追求都占有重要地位，纳税人总是期望行政机关能用他们最少的金钱高效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28]。而当它完全敞开时却会四溢。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在先。（三）效率 效率对行政程序来讲，就是行政活动在单位时空的资源投人与由此产生的行政活动的效果之比。
此间，博弈和合意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二，它直接建基于某些法理观念、信条（如朗·富勒提出的法律道德论）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如伯尔曼的程序本位论）为依归，而不是仅仅作为工具而陷入手段与目的关系的漩涡。
不仅体现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相互承认和尊重，也体现在对相关事务积极参与和交流过程中。它能够直接承载和体现法的精神和价值，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求。譬如，不启动调查、询问等程序，行政案件的事实便无法查清。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对实体行为的规束既是因行政行为涉诉双方法庭辩论的论据，也是法院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甚至主要依据。
它在本质上不同于形式合理性的理想的对话状态，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实现。如果说效率是行政程序的外在工具性价值，民主则是行政程序内省价值，或行政程序固有的德行。就此意义而言，程序内在价值由程序本身自我证成、自我实现。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众多领域中频率甚高地使用程序这一概念。
要避免行政权力（尤其自由裁量权）行使时可能出现的偏失，主要依赖程序的规束和引导。[24] 程序是一种无形的教化。
确实自然公正原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金钱。而行政程序中，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则不仅是参加的一方，更是程序积极的推动者。
由于行政程序的过程是经过严格设计和紧密安排的，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在程序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其拘束和引领，并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主体角色定位转化成为程序理性人，渐次摆脱任意性因素的干扰。自由与程序素来有着不解之缘，自由的历史大致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美国联邦大法官弗兰克福特语）。在行政程序展开过程中，行政相对人的许多程序权利行为对行政行为具有渗透性，这种渗透能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不致发生专横。司法程序则是现在就过去事实和现象进行对话，从而对过去作出判断。在前种情况中，行政相对人倾向通过程序获得民主对待，期待程序的正义、公平，争取最大限的个体自由，从而实现自己的实体效益（这种情况要求程序达到必要的长度，程序较严密和复杂，程序活动过程成本增大）。可以说，人以及人所为一切的终极价值追求、理想目标不过是人自身的解放和自由的实现。
行政程序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形成权利一权力博弈模型，完成主体角色定位 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论及，政府的特殊性之一是，它不因法律存在并构成了赋予权利的基础，而仅旨在承认和实施法律，而且还要追求其他具体的政治、道德、功利等目标。[36][英]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它属于来自于程序本身的，使人感到满意的东西[13]。事实上法官们也承认，他们并不具备专业知识藉以判断某种药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某项福利给付是否适当、某高速公路的路线设计是否合理。
彼时正处于秩序行政时期，随后又进入消极行政年代。（二）行政程序独立价值隐身的历史背景 回眸历史，进入19世纪，伴随民主和法治潮流的涌动，作为分权、制衡、人权保障等原则的产物，行政程序法应运而生。
[50][英]韦德著，徐炳等译：《行政法》，93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还有一点不可忽略，即价值蕴含有丰实的认知成分、情感因素，其体现一种主体所不断寻找、追求、接近且完成着的理想或目标。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113、 1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但在深入探讨前，我们不得不弄清楚行政程序的功能的语词背景，因为功能（function）该术语所具有的含混性也同样搞乱了社会理论，尤其是一些实证主义的法律理论。
实体正义通过程序正义方能充分展现出来，因为后者是看得见的正义，为结果的正当性提供最根本保障的归根结底只能是正义的程序。民主是一种情感、一种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同样也存在于日常交往领域中。
在公法活动领域，自由之内涵与私法所指向就其实质而言并无二致。[57]章剑生：《现代行政程序的成因和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 （1）。
行政程序的正义价值应包含：程序参与者受到无偏私的对待。[34][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71~7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行政权行使及公民权利实现要求一定的过程和模式，行政程序使过程和模式具有一致、稳定和可预测性，为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创造条件。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38]尽管如此，虽然可以强调社会整体目标，力求使作为实现正义保障的民主与效率趋于平衡，但行政程序中很难做到两者完全并重。这样的行政程序赋予参与主体对自己认为应当的行为的选择自由（在程序理性下达到自觉而为行为）的同时，也要求其对自己的选择结果负责。
二、对行政程序价值的体认与回顾 （一）行政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 所谓外在价值，主要表现为程序通过实现法律的实体目的来满足主体的需要。立法程序的内在价值更趋向于理性和平等，而行政程序可能更追求效率或民主。
正义是行政程序的价值属性，同时正义也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准则。但因之不含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作用，常被称为规律以别于前者。
[8]参见《辞海》（下册），411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亦称目的性价值或过程性价值。